（二）踏实性格：一步一个脚印胜过跑不稳（2 / 5）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不能因为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就可以宽容。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君臣有别。
截断浮躁之根
事业生涯的发展总有一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人们付出很多琐碎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依靠日积月累的办法，最终，这些琐碎的努力才会像涓涓细流汇聚为势不可挡的汹涌波涛，而且有的时候，成功的到来比你预计的要早。因此，任何人都应当在事业生涯面前力戒浮躁性格的滋生。认识这一点，对你大有好处。
有人面对危难之事，抓耳挠腮，性格狂躁发怒。有人临危不乱，性格沉着冷静，理智地应对危局。前者是失败者，后者是成功者。
急躁的性格常能使人毁于一旦，在平常状况下，大部分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性格，也能做正确的决定。但是，一旦事态紧急，他们就自乱脚步，而无法把持自己。
保持冷静头脑法和爆发潜能法。这两点都有助于我们克服和阻止急躁性格的弱点来缠绕自身，并且还有助于将急躁“冷却”下去，变得冷静。一个人有了冷静的性格，就能做事不慌乱。这是至理，却有很多人做不到！
曾国藩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却一无所得，甚至连文字都不能背诵。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他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格外放松。我们从他这几年的《日记》中可见曾国藩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庶吉士散馆（相当于进士再深造后的结业），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第一等17人，二等26名，三等3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46名中排名第三十六，是较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两人到部院任职，3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曾国藩的《日记》说：“可谓千载一遇。”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办公”。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的真正出名当然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巡抚。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9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他在最初的一二年间，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生活，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这乃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一位朋友新纳一小妾，年方14，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曾国藩得知他的朋友纳姬甚美后，心中艳羡不已，一次借故到朋友家，曾国藩先聊了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的“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他肯定有出格的举动。岱云是他的另一位好友，由于曾国藩没有忘情他的“狎亵”之举，因而他说的话都是“谐戏”之语，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愿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所事事地来到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不正当行为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极可能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由于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大开眼界”，他的“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当他悻悻然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无法忍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感到隔膜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得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真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