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己性格：做什么事都有度（2 / 2）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要有躲避狂风暴雨的机智

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获取成功性格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

求实际，不贪虚名

自古道：无粮不动兵，运兵打仗，筹集粮饷为第一要着。但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只有兵权，没有总督、巡抚拥有的筹饷之权，他在湖南、江西遭遇的窘境，就是因为筹饷问题受制于人，正如他在与邵位西信中说的：“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但是，督抚实职，朝廷从不肯轻易授人。咸丰四年，曾国藩攻下武昌，咸丰帝兴奋之余，授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可见，朝廷对曾国藩的信任是有保留的，曾国藩仍是没有捞到实权。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上书恳请终制。这本是针对朝廷不给予督抚职任的要挟手法，朝廷起初未识破此用心，回批不允终制。曾国藩于是上了一封很长的奏折：《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历述自己以侍郎虚衔领兵以来所遭遇的种种困难：因无实职，以致地方官员时加“讥刺”，甚至“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尤其是筹饷之事，更令曾国藩十分无奈，他说：至于筹划军饷等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没有一样不经过州县官员之手，有时我军营抽厘之地，州县官员故意阻挠。有时我军营已劝捐的人户，州县官员却要另行逼迫捐财，强行勒索。我想听之任之，则很担心事情窒息阻碍；我想惩处，则怕与大官吏们相摩擦。……对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各种事务，我更不敢越俎代庖。即使想出个告示，来儆戒官员邪气和安慰民心，但是我因为不是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也终难相信。

曾国藩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无督抚实权，他只好赤裸裸挑明心迹：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绝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这就是向朝廷告白：你若继续让我治军，就要给督抚实权，否则，不如让我回乡终制。谁知，此时战局正在起变化，太平军意想不到发生内讧，江南大营围攻金陵甚急，胡林翼已攻下武昌，形势开始有利于清廷。于是，朝廷毫不客气地回批：允许曾国藩开侍郎缺，在籍守制。

曾国藩大失所望，不仅捞不到督抚，连手中兵权也被夺去了，只好怏怏回乡，以待时机。

数年之后，当曾氏兄弟的湘军攻取金陵，建不世之功，他们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时候，曾国藩则主张远权避祸。郭昆焘说：“侯相兄弟克复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群起而力诋之。”其实，矛盾的焦点人物是曾国荃，群言嚣嚣，主要是对着他来的。曾国荃为人头一点是“傲”，自从带吉字营出征，战功累累，但与诸将的矛盾也愈益深刻。如与彭玉麟、杨载福有事相商，往往“声色俱厉”。诸将极为不满，又碍于曾国藩情面，于是不断出现“告去”的情况。曾国荃再一点就是“贪”，连曾国藩也说他“老饕名遍天下”。这个问题不解决，早晚会生出事情。于是曾国藩苦心告诫其弟曰：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

金陵之役，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常吝惜之，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师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而余屡次去信多危悚儆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老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为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在此，千嘱万嘱，无煎迫而深疾也。曾国荃总算听了阿兄的劝告，在攻占金陵两个多月以后，就以“遍体湿疮、彻夜不眠”为由，奏请开缺回原籍，带着成箱的金银财宝，回湘乡享清福去了。

不讲求实际，不认清自己到底是否到了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就会变得轻率，不知天高地厚。曾国藩处处讲实际，尤其在权势上，更是不把手伸进权力之外的地方去，故他终究能显得不急不躁，达到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