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防守性格：千万不可越过墙（1 / 7）

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

曾国藩尽管自己站在第一线，但始终能把一颗饱经风霜的心置放在安全袋里，做到“藏心即藏身”的秘诀。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还是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亲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令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也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

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为例。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继起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对权力的争夺尤为执著。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的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为之周旋巧妙。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的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大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龙白臬臣、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以资助。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咨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得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救于肃顺，肃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荫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转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于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6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10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12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11年正月，命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7月17日咸丰帝病死，朝政由肃顺等执掌，任命高潮再起。7月20日命骆秉璋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8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未到职，命田兴恕兼署巡抚）。9月17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不久即发生祺祥政变，肃顺等人成了阶下囚。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棵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让别人看出你要获取成功性格，你肯定会遭受各方压力，让你气喘吁吁。曾国藩认为：做人要有藏身之术，这就要求首先做到“藏心”。

头脑清醒，一步一步登高望远

有人说宋朝的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阴谋推翻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发现太子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于是，立即在自己的牙笏上写了一个很大的“渐”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他皇帝已经病危了。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立即把王继恩骗到书房里锁了起来，皇后见到吕端后，说自己想立长子赵元佐，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佐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于是让赵恒当了皇帝。在太子登基这天，吕端又怕有诈，先不肯下拜，等到人卷起帘子，走近认明确是赵恒后，才退下，之后率领群臣朝拜。

皇位更迭，是封建王朝的头等大事，同时也的确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吕端对于此事，处理得非常果断谨慎，足见他在大事上是不糊涂的。可见，在小事上糊涂的人，不但不妨碍他们成大事，而且有助于他们成大事。

历经数十年官场风雨的刘墉，晚年颇为豁达，也有其糊涂之道，并以为保险之法。这种想法无不写在纸上。他在《观棋九首·赠日者》中写道：小黠从来是大痴，纷纷六合又三奇。

人间富贵谁偏有，天上星辰尔讵知？

何事一身还做客，更怜入口亦长饥。

鸦鸣鹊噪原无过，载好其音且听伊。《弈棋》中说，用事寓意皆落窠臼，去之为善而未能也：未到忘机思已清，不妨探索寄纵横；

空山夜寂乍闻语，古观昼长时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