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灵活性格：动脑筋就会无往而不胜（1 / 6）

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多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辞谢，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有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衡量获取成功性格的关键词有两个：成与败。但是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巧妙地把不利变为有利

一个人如果沾染上被动的性格会怎样呢？当然是会继续错误和继续失败。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下面，我们不妨起来探讨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观念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影响。

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是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每当出现错误时，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真是的，又错了，这次是哪里不对？”从另一方面看，有创造力的思考者会了解错误的潜在价值，而说些类似“看这个！它能使人们想到什么？”的话，然后他会利用这错误，把它当做垫脚石，来产生新创意。事实上，整个发明史充满了利用错误假设和失败观念来产生新创意的人。哥伦布以为他发现了一条到印度的捷径。开普勒偶然间得到行星间引力的概念，他是由错误的理由得到正确假设。再说爱迪生还知道上万种不能制造电灯泡灯丝的方法呢。

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被动，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族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的，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