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养身性格：明白与糊涂之间仅一线之隔（1 / 3）

治口，不议人短长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获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是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曾国藩之所以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豁达坦荡，蓄养生机。超过一个能力超过自己的人，等于超过十个与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诀。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得过且过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废。世上伟大的事业，绝非那些做事“得过且过、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只有那些意志坚决、不辞辛苦、十分热心的人才能完成这些事业。一个有生气、有计划、有远大目光的人，一定会不辞任何劳苦，聚精会神地向前迈进，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得过且过、缺乏耐心”这些话。

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政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政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为政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国藩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曾国藩说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谁都要养心，因为必须要有心计，才能活得舒服。曾国藩认为：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出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以身养心，是大家风范，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镇压太平天国、倡办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处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声名扫地，几成过街老鼠，“国人皆骂”。曾国藩说自己晚年仕途，“皆画蛇添足之笔”。有一代“儒宗”之称的纵横家王运批评曾国藩一生“为谨守所误，令万民涂炭，仍然问心无愧，是儒家之罪，与张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