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回 圣婴大王十四（1 / 1）
所谓的三班衙役，其实并不一定是三班，有可能是二种，更可能是四五种衙役。只不过这个名词早在汉朝就有了，就这么延续了下来，谁都懒得改名词而已。所谓的三班衙役，在汉唐时期是这么分的。第一班叫“亲随”，意思是跟在长官身边的衙役。他们负责长官的安全和仪仗，也负责充当升堂时的站班。第二班叫“拿人”，顾名思义就是负责抓人，抓的就是罪犯或者是刁民。在当时官员很有特权，一旦看某个老百姓不顺眼，就说这个人是刁民，就可以不经过审讯直接抓起来关进大牢里面。所谓的刁民就是不服从管教，企图或者已经开始对抗朝廷的老百姓。这种不服从管教的人，是朝廷最不愿意看见的人，一般情况下为了杀一儆百，朝廷默许地方官员从重从严处理这种人。所以这种“拿人”的衙役，老百姓最害怕，生怕自己被这些人抓住了，到时候说也说不清楚。第三班叫“狱卒”，就是审讯和看管罪犯的衙役。他们对付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很有一套，保证可以问出所有想要的答应。经过他们“调教”出来的罪犯，不但一个个乖乖的，而且什么都会承认，就算要他们说母猪会上树，他们是他们的老子生下来的，他们也一定会同意。就这样历朝历代所谓的“证词”就有了，所谓的罪犯也罪名成立了，官员们一个个因为破案得力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而无辜的老百姓被当成罪犯，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弄得妻离子散、苦不堪言。
到了后来三班衙役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责任越来越重，职能细化后人手严重不足。到了明朝的时候，所谓的三班衙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所谓三班衙役。虽然名以上还是三班衙役，但是人数和职能上有了很大的区别。第一班还是“亲随”，主要负责县衙长官和其他官员的安全。也负责县衙内部的守卫和巡逻。但是他们是三班衙役中人数最少的一种，一般没有什么真材实料，只要可以吓唬老百姓就可以了。第二班“拿人”，职能扩大了不少。不光要负责抓罪犯，还要负责看管罪犯、巡逻治安、调解小纠纷、升堂站班等等。其实这一班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衙役捕快，负责维护全县治安和公检法。这一班的长官有三人，一个是负责治安和抓捕的捕头，一个是负责审讯和看管犯人的典狱，还有一个是站班的班头。所谓的“站班”，就是指大人升堂时两边站着的衙役。他们不但是代表朝廷的威仪，更是升堂官员的直接手下，执行着大人的各项号令，相当于现在法院的法警。班头是这些站班的首领，也是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人。一般有些本事的人都会贿赂到这个班头，班头在大堂上不但可以左右大人的审判，而且可以控制受刑人的伤害轻重。只要钱给够了，就算堂上长官下令重打五十大板，罪犯也只会伤到皮肉而已。要是钱不给够，或者是有人故意买通的话，就算只是打五板十板，也能让受刑人终生残疾甚至于一命呜呼，这就是站班的衙役的手段和本事。第三班叫“役班”，意思是负责收税和拉壮丁的衙役。这些人负责协助户办的人，在乡下收税和拉人服劳役。他们也有自己的本事，第一种本事就是多拿多要。到了乡下他们就是朝廷和衙门的代表，不但态度蛮横无理，而且要白吃白喝。不但要吃好喝好，还要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要是不给的话，他们轻者对老百姓拳打脚踢，重者诬陷当地老百姓抗税不交，这是要抓起来坐牢的大罪。第二种本事就是“三大”，脚大、斛大、称大。所谓的脚大意思是衙役们的脚有力，一脚踢出去特别使劲。朝廷收税分两种，第一种是收人头税，需要老百姓按自己家的人口收税，交的是真金白银，需要现钱交纳。第二种是春秋两季的粮税，需要用粮食上缴。交粮食的时候，要把粮食放进官方指定的斛里面称重。衙役们总是把粮食倒得满满的，掉在地上的还有冒尖的粮食都要充公。这还不算完，倒满了的斛还要狠狠地踢上一脚，洒出来的粮食也算公家的。不够满的话还要老百姓继续往斛里倒粮食，然后倒得满满的时候又踢上一脚。反复几次折腾之后，才给大家正式称重。洒在地上的粮食，就是他们私下的劳动成果了。所谓的斛大，就是指他们私下修改官方的收粮工具，把斛暗中做大了，导致老百姓吃亏不少。但凡有老百姓怀疑斛的大小的时候，他们就会以怀疑朝廷，企图煽|动老百姓抗税为由把对方抓起来，逼得大家对此敢怒不敢言。所谓的称大，就是在秤砣上做文章。大多数的衙门收税的时候都有好几套秤砣。收粮的时候用大秤砣代替规定的较小的秤砣，这样一来老百姓要多交不少的税粮。加上前面的脚大和斛大，每年老百姓至少要多交近三成的税粮，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当老百姓交纳人头税的时候，衙役们就以老百姓手里的铜钱不好收为理由，要老百姓换成碎银交纳人头税。兑换铜钱的钱庄和衙役们已经串通好了，不但在兑换的时候白银成色上有问题，而且擅自改动铜钱和白银的比例。一般来说官方的规定兑换价格是一两上等白银兑换二千文铜钱。可是到了真的兑换的时候，钱庄开出的价格一般都是一两银子兑换二千五到三千文铜钱。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吃了这个亏。但是兑换来的银子不是上等白银，衙役们说要“折色”，也就是说要打折。成色好一点的折，成点差一点的七八折，甚至于有的银子说只有五成，就是说要打五折。再加上衙役在称银子的秤砣上也做了手脚，换上了较轻的秤砣，明明一斤的银子称起来不到十二两，足足少了四分之一。古代一斤十六两，“半斤八两”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衙役们把老百姓的铜钱用官方的标准价格兑换成白银，再从商家用上等白银兑换成成色不足的次等白银，再把这些次等白银当做官方白银兑换给老百姓，这样一来一去每年几乎可以赚一倍的钱。朝廷不吃亏，衙门也不吃亏，衙役们当然也不会吃亏，吃亏的只有老百姓。每一年老百姓要上交比名义要缴纳多出近一倍的实际粮钱税收，当是苦不堪言了。一旦遇上灾荒或者新官上任的话，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怪不得老百姓视地方衙门犹如仇人，恨不得咬死这些官员和衙役。
三班衙役不但是衙门的门面，更是衙门的爪牙和工具。要是没有了这些衙役，老百姓不会害怕地方衙门，不会怕当官的人。为了震慑地方老百姓，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威严，绝大多数的官员只好任由衙役欺压当地老百姓。比起愤怒的老百姓和大家的不理智，官员们只好纵容手下人胡作非为。明明知道这些衙役仗势欺人，利用机会盘剥老百姓的财产，但是官员们只好当做不知道。因为他们知道手下人要是不捞够的话，就会不干或者消极怠工，不配合的话衙门就会治安混乱，完不成上级交代的人物，这样的话自己就会前途不保。就这样一些本来善良忠厚的读书人，当上地方官不久就变得随波逐流，渐渐地学坏，甚至于成为了一个贪官。所以官场就是一个大熔炉，把一个个本来好好的有为青年，变成了一个个唯利是图的贪官。这种官员比比皆是，几乎遍布了全国各地每一个衙门，老百姓怎么能够不仇视衙门呢？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彻底改变衙门内部的风气，把这些蛀虫全部赶走，或许才有可能有所改善。但是哪一个官员有这么大的勇气和精力这么做？又能坚持多久呢？说不定风气没有改变，这个官员不是被大家赶走了，就是被人暗杀了。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过，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干过。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或者是木头疙瘩不听招呼，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最后不是被杀就是被罢黜。一些人甚至于到了阴间或者回家吃老米的时候，还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