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莱（1 / 2）

除了中国和西方的文献，汶莱在十六世纪之前的信史极少，汶莱又没有勒碑刻石的传统，近三十年来哥打巴都地区出土大量宋朝以来的中国文物，其中从二零零二年十月到今年八月，在该区绵延两公里的汶莱河支流甜柑河(limaumanisriver)河畔挖出约五万件唐朝以来的中国文物，包括大约一千枚唐代货币、中国陶器、铜器、金器、木刻面具和骨骸等，不难想象当年汶莱商业贸易的繁华兴盛，和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影响。

汶莱博物馆馆长班矶兰卡林博士说，这些十到十三世纪的遗物，足以证明汶莱不但建国历史悠久，而且还有丰富的文化。

唐朝樊绰的《蛮书》﹔一名《云南志》，最早提到渤泥﹔中国文献称文莱为婆利、婆罗、婆泥、渤泥、佛泥、汶莱、婆罗乃，我国外交部正式采用的中文名称是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

uneidarussalam，马来文字义是和平之邦文莱)。

中国历史记载中，十世纪以来，便有许多渤泥国王遣使中国的事迹。公元一三七零年到一四二五年间（明代），中国至少四次帕特使到渤泥。《明史?渤泥国传》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派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序出使渤泥国，郑和船队也两度到文莱。

汶莱第二任苏丹麻那惹加那(maharajakarna)在永乐六年(一四零八年)率领王后、王弟、王子及陪臣一百五十余人朝贡中国，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麻那惹加那抵达南京一个多月后驾崩，成祖辍朝三日，依照国王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以王礼葬之于安德门外石子岗，谥曰恭顺，又封其子遐旺为渤泥国王，派太监与官员护送遐旺归国。一九五八年发现的浡泥国王墓，成为中、汶交往的历史见证。

回溯历史，十四到十七世纪的汶莱首都哥打巴都是南洋商贸中心，汇集了来自中国、交趾支那、暹罗、北大年、彭亨、爪哇、苏门答腊、亚齐、马鲁古、西里伯斯、吕宋、棉兰老、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的商人，他们在等待季风带来的船只和货物，汶莱人和国际商贩自由贸易，还用中国的钱币与各国通货。

换句话说，新加坡香港开埠前两百多年，哥打巴都已经是区域海运商贸中心，是经济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先驱，中华文化的海外据点，成为南中国海和地中海的交会点，东方和西方的中途站。

原籍福建的王总兵是两国历史的一个悬案﹕十五世纪伊斯兰教传人文莱，建立苏丹王国，第一任苏丹穆罕默德于一四零二年逝世，中国的王总兵(又名王景弘、王三品、ongsumping)成为第二任苏丹阿默。《明史》说他是福建人，成为婆罗王﹔有说是与郑和一同率领舰队下西洋时的航海家王景弘，根据《新编郑和航海图》标示，郑和、王景弘船队先后两次到历史上渤泥的汶莱﹔汶莱的文献说他是明朝的钦差大臣，因娶第一任苏丹的独生女而继其位。

除了苏丹族谱提到王总兵之外，现在汶莱首都还有一条王总兵路(jalanongsumping)，沿路旧宅都属于皇亲国戚，可以进一步分析王总兵和苏丹家族的关系。

汶莱苏丹加冕的时候，御前其中一个大臣穿中国服饰，仪式包括中国习俗，连冠冕都是中国式样甚于东南亚其它文化，据说都是王总兵继位之后留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