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武周”（2 / 3）
知人善任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改革科举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光宅元年（6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垂拱四年（6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6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经济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6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议，时礼正人”，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文化
《罗织经》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