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章 濮议之争（1 / 1）

英宗皇帝作为濮安懿王庶出的第十三子，原名赵宗实，不满四岁被抱入宫中，从此显贵。这对他而言是无比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这是一条凶险的路，有前车之鉴。太宗皇帝继位后，太祖皇帝的弟弟、皇子们都不明不白的死掉了，因为只要他们活着就会成为太宗皇帝亲生儿子继位的障碍。如果仁宗皇帝又诞出了皇子，他赵宗实还能保全性命吗？然而这一切会随着英宗的继位变得不再是主要问题，转而占据英宗皇帝内心的是对先帝仁宗皇帝与曹太后的不满情绪。

在英宗皇帝的内心对仁宗皇帝是埋怨的，直到仁宗皇帝崩逝前的七个月他才被立为皇子。在英宗皇帝眼中，老皇帝是如此的不甘！不甘是一定的，因为他将继承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个偌大的帝国。不仅仁宗皇帝是不甘心的，就连曹太后也是不甘心的，这让英宗皇帝更无法忍受。曹太后生得没有姿色，先帝生前是根本不碰曹太后的，即使有皇子诞生那也不会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既然谁继位都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其不甘心就更加刺痛英宗皇帝。原本只是不甘心和一些生活用品供给方面的琐碎小事转化成了英宗皇帝与曹太后深深的矛盾。

一个成年的皇帝，一个无亲生子嗣的老太后，力量的天平却并没有立即倒向皇帝。曹太后实在是力量超群，她和很多权力女性的差别很大，她低调、隐忍、平和，完全没有一般权力女性那样强势逼人的性格。那是因为她真的有力量，她不需要像其他权利女性那样为了掩饰内在的脆弱而“扮演”强势，或者虚张声势。仁宗皇帝的郭皇后张牙舞爪，非要和外朝大臣叫板，最终死于非命。仁宗皇帝极宠的温成“皇后”，根本不把曹皇后放在眼里，大摇大摆的去找曹皇后借皇后的华盖仪仗出行，曹皇后心平气和，眉头都不皱一下的去拿给她使用。结果怎样呢？只有曹皇后懂得自作孽不可活。可怜的温成也不过在死后享尽哀荣罢了。曹太后是太祖朝、太宗朝两朝枢密使曹彬的亲孙女，而且继承了曹彬儒雅智慧、低调勇毅的优点。只有曹皇后能最终成为曹太后是有其原因的。

力量的天平甚至还一度倒向太后，太后一直以英宗皇帝精神状况不佳为由垂帘听政。可问题是英宗皇帝的精神状态怎么能好？宫中有宫女因为病灶肚子很大，假冒怀了仁宗皇帝的皇子，事情败露后在曹太后的庇护下免于处死。仁宗皇帝崩逝，去辽国的告哀使者迟迟不出发，似乎有另立新帝之打算。大臣们打算让英宗皇帝出行，昭示天下新皇帝健康平安，太后以各种理由阻挠。英宗的精神病一半是跌宕起伏的人生引发的，一半也是装的。宰相韩琦曾经疑问，皇帝在前朝办公都是好好的，怎么一回到后宫就犯病？

不得不说英宗皇帝是极具政治智慧的，英宗皇帝由于病情让太后垂帘听政自是败了一局，可英宗皇帝主动放大病情对拉拢外朝的文官士大夫却是有效的。“两宫”争斗士大夫的立场至关重要，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丁忧结束入朝的枢密使富弼、知谏院司马光，两府加台谏无一例外的都站在皇帝一边。宰相韩琦在略施小计后，强逼曹太后撤帘，使得英宗皇帝亲政。大宋文官在这个问题上确是把持了大节，他们支持皇帝是他们心怀大宋帝国的国祚。

治平元年（164，太后还政于英宗皇帝，力量的天平就倒向了皇权。英宗皇帝开始了一系列注重实效的改革，一切都在向好。但英宗是一个在心灵上遭受了巨大创伤的人，这个伤口天然的渴望弥补。治平二年（165，朝堂之上开始了激烈的争吵，史称“濮议”之争。英宗皇帝该称他的生父濮安懿王什么？是皇伯呢？还是皇考呢？这是一个问题。既然继承了人家的江山就要当人家的儿子，有人说：“天无二日，人无二父。既然仁宗皇帝是你的父亲，濮安懿王就不能再是你的父亲了。”生父变成了伯父难道就合理吗？这符合人性情感吗？有个聪明人提出：“叫皇伯考吧！”别人都可以不吭声，但判太常礼寺的吕公著不能答应：“那是真宗皇帝称呼太祖皇帝的称号，不能用来称呼濮安懿王。”

中书省的宰相们都是务实派，皇帝已经不能再受精神打击，应该让皇帝把精力放在治国上，不要让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困扰皇帝，称“皇考”于国家无害。参知政事欧阳修那也是通今博古，引经据典论述称“皇考”没有问题。那些以司马光为首的台谏们也不干了，他们要不反对执政就显得没有存在感，也引经据典论述应该称“皇伯”。大宋朝廷之上似乎昨日重现了，像极了当年的“庆历新政”，大家不去讨论国家的大政方针，开始大肆争论水洛城该不该修，公使钱有没有违规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改革先锋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在台谏之列。就这样，“濮议”之争愈演愈烈，英宗皇帝立即叫停了争论：“等过了仁宗皇帝大祥再讨论。”大祥就是崩逝两周年。

这些台谏们几乎就是在数日子，每天就想着怎么吵架，国家治理的好不好那不是他们的主责，那是宰相的事，他们只管批评。这时的台谏难道真的认为这个称呼如此重要关乎国运吗？非也！他们不过是要告诫朝廷，他们台谏是有话语权的。就在仁宗皇帝大祥的第二天司马光就纠集着台谏闯中书辩论了。一派是知谏院司马光、知杂侍御史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翰林学士范镇；一派是首相韩琦、次相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翰林学士王珪、枢密使富弼不想参与其中。王安石正在南京丁母忧，多年以后有人问起王安石对此事的意见，王安石的论点可谓独辟蹊径，不愧是天下第一辩才。

起初双方旁征博引、文采精妙，鸿词雄文你来我往，不久这些台谏中的吵架王们开始对宰相进行人身攻击。不知这时的英宗皇帝作何感想，这就是他继承来的大宋王朝，这些台谏们为一己之私可以毫无底线。他们用吵架来沽名钓誉，完全不去想想自己这一身红袍是否对得起天下苍生。

好在这个争论本无实质意义，不像庆历年间的朝议攻讦破坏了一次改革的机会，但大宋朝党争之祸已初露端倪。仁宗皇帝在世时首相富弼丁忧，韩琦就是独相了。仁宗皇帝崩逝，按惯例韩琦任山陵使负责仁宗皇帝的昭陵建设。英宗皇帝不是仁宗皇帝的亲生儿子，在修陵的事情上一分钱也不敢省。别看花钱多司马光说浪费，要是省司马光也会说没良心、不懂得感恩。修陵共调厢军五万、钱五十万贯、粮五十万石，由三司使蔡襄亲自调拨物资保障。仁宗皇帝下葬，整个朝廷才知道国库的钱根本不够安葬他们的万乘之君。更糟糕的是，英宗皇帝身体已经被摧残的不堪风雨，治平四年（167英宗皇帝也不幸离世了。

英宗皇帝对这个积弊甚重的帝国不断的作出调整和裁救，都是十分务实的措施，只可惜上天给他留下的时光太短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