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二章 潮落潮生渡口风（2 / 4）

到了明初老朱当政，这位自然要继续用本家的教材当考试大纲，不过那时的标准跟后来不一样，也备受顾炎武推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

明初的进士科要考三场，第一场是三道《四书》题，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是策一道。当喷子谁不会啊？喷完了得有解决办法才行。此外三场都过了还没完呢，后面还有五关要过，骑、射、书、算、律。

然而到了成化年间，“八股文”出现了。所谓的“股”，其实就是对偶，要求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考生一上来落笔先要破解题目的意思，讲三句，这是四股；中间过接两到四句，承接主题阐明其意，这又是四股；然后还得解释圣人干嘛要这么说，所以得收两句，叫原起；最后再作大结。

这样的规定其实主要是为了统一判卷标准，否则动不动就来个三千字作文，考官就得疯了。只要前三句破题没说对，后面写的再好也没用，直接就pass掉。

明代的八股文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明初至成化的八股文，称为经义文，还没脱离“宋元经义”的旧制，以经解、注疏为主。

成化到嘉靖是八股文的定型期，且将古文技法融于其中中，讲究“以古文为时文”，开启了明代八股文的鼎盛局面。

然而到了隆庆、万历以后，在政治腐败、党争激烈、心学盛行等多种原因的促成下，程朱理学的尊崇地位开始动摇，传统理学也开始走向涣散，八股文也由此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一时期制义流派众多，虽然一个个写的花团锦簇，然而却对国家政治百无一用，偏重文字技巧，离实就虚，一时间八股文的文学性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汤显祖、顾宪成、袁宏道、陶望龄、董其昌等等，不胜枚举。

这其中坐而空谈的心学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浙中派”。比如王畿就曾说过，举业便是德业，非两事也。这意思就是说，只要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当上进士，无德也成了有德；既然如此，贪腐也好，党争也好，乃至祸国殃民，都无关道德。

至于到了晚明和清代则更是完犊子，而满清自然更需要得用理学和八股文来禁锢思想，通过功名利禄让文人放弃人格，成为奴才。士人的道德功业和文章气节变成了一家一人之事，读书人专注于猎取科名，为应试而读书写作，无视经史，有些人甚至连苏轼都不知道是谁。

由此一来，那些以经史之学为根基，遵经守正的文人，在创作八股文时就无法与当时借题发挥、务为奇诡的时文风尚相契合，所以就会屡试不中。

就好比汪中、洪亮吉、刘台拱、江藩、焦循这些人，他们中秀才都很容易，到了举人进士这一关死活过不去。不是他们的才学不够高，而是因为他们对八股文的价值取向就跟主流不一样，而且双方的思想分歧根本没有通融的余地。他们这类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一展胸中抱负，就只能妥协低头。

不管是袁枚还是赵翼，两人都对这样的情况深恶痛绝，然而却又无能为力。满清皇帝要的是一群听话的奴才，而不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只要百官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转就好，为民造福都是皇帝的功劳！贪腐算个屁啊，杀一批就好，后面有的是排队等着的。

汪中的这封信袁枚看的很慢，以至于赵翼那边都把赵新的信看完了，他这边才看完第二页。话说他和汪中其实是认识的，还曾在对方面前吃过瘪。那还是八年前，汪中到访小仓山，看到书斋中的一副对联居然写着“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汪中那是号称“无书不读”的人，他其实根本瞧不上袁枚，心说充什么大瓣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