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章·北宋的经济制度（2 / 2）

按照朝廷礼制，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匹，罗1匹，绵5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俸禄外，还有各种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从公中支取。

支出却占尽整个国库的十之六七，以此为基础，导入人口增长、税赋增长，一千万贯左右，而官员俸禄、各地军费、宗室支出占据财政的十之八九左右，这将会导致‘国无结余，而靡费者众。’的困境。

此后，若是遇上战事、灾情、突发情况，几乎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从以上数字，我们便可得出，随着时间的发展，官员人数不断增多，朝廷奉养的士兵不断增多，朝廷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将面临者国无结余，入不敷出，民无钱可用的局面。”

…………

赵益走了，脸上写满沮丧，面色也极为阴沉。

姬长卿的数据罗列的很精准，只要翻一翻过去的史料，便可得知，他倒是显得很轻松，只是游玩的兴致没了。

付完账，姬长卿带着姬书麟又给小书阳、李吟梅带了些礼物，方才返回住处。

北宋的财政问题一直都有，纵观整个历史，还未曾有过如此高效收割社会财富的制度。北宋能与唐代比较的财政总数主要是载入《会计录》的三司(户部)财政，而内藏、朝廷财赋“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

北宋人对本朝超迈唐代的财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效果颇为自得，称宋太宗朝岁入缗钱已“两倍于唐室矣”，两税收入“租增唐七倍”，加上夏税，“无虑十倍”，又称北宋财用“十倍于汉，五倍于唐”。程颐说北宋“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第一事即“百年无内乱”。

宋人称北宋前期盛时已是“所入之财比于唐代之盛时一再倍”，且北宋财政收入总体上不断增长，熙宁元丰后“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法后“比熙宁又再倍矣”。北宋能与唐代比较的财政总数主要是载入《会计录》的三司(户部)财政，而内藏、朝廷财赋“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全国财政的实际总量会更高。北宋经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中央财政征调，改变了“唐中叶以降，藩镇擅命，征赋多不入于公家”的状况。

宋人称北宋前期盛时已是“所入之财比于唐代之盛时一再倍”，且北宋财政收入总体上不断增长，熙宁元丰后“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法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于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国家用调责之三司，三司责之转运使，转运使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形成“三司统发运，发运统诸路，一路之漕臣统诸州，上下相维之势”。元丰改制后户部总领全国财政，分左、右曹，左曹统领转运司、州、县的“经赋”系统。熙宁变法设立朝廷财政的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农寺—常平司—常平给纳官管理系统，专门负责朝廷财政的征管，朝廷财政“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甚至“虽天子不可得而用”。元丰改制后户部右曹取代司农寺负责朝廷财赋，仍保持计司之外的独立地位。严密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国家财政的征调。

北宋财政超过汉唐更来自于工商业税源的开拓。首先是财政思想的变化。北宋虽然立足农本的“食租衣税”仍是“政治正确”，但这一幌子下的财政思想已然焕新。宋人深知募兵制下“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须开拓工商业财源，因而用农本来解释为何向工商取利，称“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以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

“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利用商贾“助国家之经费”，使“大商富贾为国贸迁”的途径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经济制度设计极为巧妙，不仅能高效的收敛天下之财供国用，还能让百姓不至于因为饥饿、贫困而发动大规模起义。

以至于民贫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纳钱多。

用钱来换天下之财富，换取和平，也难怪‘区区三十万’就让真宗选择躺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