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四谏官的努力（2 / 2）

范仲淹说：“国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已经十分严重。”

“天下人共知，为何多年难改？说明良好的制度是形成的，不是通过行政改革建造的。”余靖说道。

“西夏入侵，大宋财政入不敷出，一百二十万大宋禁军竟然无一能战。”范仲淹低声说道。“甚至超发了六十万贯交子，难道还不应该下决心改吗？”

“改哪里？”余靖接着问。

“改吏制削减官员数量，提高官员素质和能力。”范仲淹回答，“募兵制度也有问题，可以适当考虑恢复府兵制度。”

“改兵制谈何容易，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传递链条，无数人的既得利益在其中。”余靖感叹。

“国家危难，他们岂能置身事外？”范仲淹反问。

“这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家制度、行政管理自然是秉着公心，而每一个人面对的是私利。吏制、兵制自然是要秉着公心，但官员和将领他们却是一个个个体，不可能没有私利。”余靖接着说，“五代以来从太祖、太宗到当今圣上，谈藩镇割据如谈虎色变。府兵制兵将相知，朝廷不得不防。”

府兵制是唐代主要的兵役制度，其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耕种时间务农，国家有战时每个家庭派出人员从军，父亲年龄大了儿子上，实在不行女儿女扮男装上，就有了花木兰替父从军。总之，不能影响战斗力，平时用不耽误农事的时间训练，能承担兵役的家庭减免税收。根据范仲淹在西北战场的经验，深感这样的组织体系有利于边疆作战。但大宋朝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即一般采用招募的办法组建军队，招募的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民和饥民，这样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上少惹是生非。大宋枢密院、三衙、皇权三者的分工，几乎彻底消灭了藩镇割据，内部军事叛乱的风险小了。但募兵制组建的军队往往军纪差、战斗力低下，而且需要大量的国家财政养着，是国家沉重的负担。

“先改吏制，政治清明了，各种社会矛盾也就好解决了。”范仲淹原本也是这么想的。

“关于吏制，范公有何考虑？”余靖问道。

“唐太宗时期官员数量一度不足一千人，而本朝数量已超万人，而所辖疆域仅为唐朝的二分之一。官员没有考核，只要不犯明显错误就可以持续得到提升。”范仲淹说道。

有宋以来，贵族门阀氏族想如同魏晋一样直接当官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堵死了。虽有一部分朝廷大员有恩荫的特权，重大的节日典礼也有一些封赐，但是这样的官通常都只有官阶，可以根据官阶领俸禄，没有差遣的实职，并且这类人员的数量相对于每年庞大的科举取士那是少之又少的。宋朝的进士科录取人数有大幅增加，是唐代录取人数的十倍。宋代和唐代还有不同，在唐代，考中进士是不会直接获得官职的，而在宋朝，中甲科进士的佼佼者有机会直接成为通判，名次靠后的也可以成为知县。范仲淹本人就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