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和古丽（下）（2 / 2）

当他们成熟后，男人一旦觉得婚姻不合适，只要当着妻子的面，摔三次帽子，婚姻就自动终止，两人互不相欠，就可以重获自由，开始寻找自己的伴侣。

而我和古丽，却相敬如宾，感情一直很好。

至于原因，说起来挺长的，或许跟我的经历有关吧。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十九岁，在成都读高三，准备报考野生动物方面的专业，我打小就喜欢动物，想成为一名动物学家。

可是，我美丽的梦想，却被时局粉碎了。

我们家受到了牵连，母亲为了撇清关系，立即离婚改嫁，父亲作为“资本家”的后人，因不堪凌辱选择了自杀。

学校所有的学生，包括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都接到了通知，要下放到新疆乡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改造。

家庭的各种变故，一系列的打击，我的心情降到了冰点。但无论如何，我走之前，还是到了大邑乡下的奶奶家，去向年迈的老人告别。

在奶奶家，我从墙上那些已经发黄的报纸上，竟然发现了六十年代初，关于达里雅布依和克里雅人的有关报道。

从报纸上面，我得知克里雅人生活的达里雅布依，也就是克里雅河下游的绿洲上，那里离最近的城市于田，还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报纸还评论说，克里雅人远离热闹与繁华，依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达里雅布依是现实生活中，唯一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了我。

墙上的那份旧报纸，我反复看了不下十遍，至于奶奶的反复叮嘱，竟然一句也没有记住，脑子里全是关于克里雅人简朴的生活场景。

接下来，我与其他学生一样，坐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狂热的知识青年们，都在憧憬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因而没有大多的精力，来非难我这个“资本家”的后人。

但从那高昂整齐的口号声中，我知道即便是到了遥远的新疆农村，“根正苗红”的红卫兵们，依然不可能放过我。

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作出了影响一生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