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制度决定国力（2 / 3）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时期，由于得到了燕云十六州，辽朝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譬如北方的后晋、后汉甚至南方的南唐，都一度向其主动“称臣”。

96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并逐渐实现了中原的大一统。雄心勃勃的太祖和太宗，力图恢复盛唐时期的疆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不过，北宋的“进取心”势必与更北方的辽朝产生利益上的冲突。

因此，双方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如96年，契丹入侵棣州（治所位于今山东惠民县辛店乡先棣州村；969年，赵匡胤亲征北汉，辽朝出兵干预，分道来援，但均被宋军击溃。

979年，宋辽发生高梁河之战，宋军大败。太宗受箭伤，喜提“高粱河车神”“成就”；986年，宋太宗再次发动对辽战争，结果又被辽军大败于岐沟关。这两次战争对宋朝的震动非常大，进而埋下了宋朝各阶级对辽朝“恐惧与怨恨交加”的心理。

北宋建立以后，面临着一个和此前中原王朝截然不同的周边政治环境，即不得不同时面对辽（契丹和西夏的威胁。

辽朝给予北宋君臣刻骨铭心的屈辱，使得其自带的“天下中国”地位，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实际上，除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的狼狈外，辽朝直接“送给”北宋的屈辱，还有很多，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历史上著名“澶渊之盟”。

14年闰9月，契丹南侵，寇准建议宋真宗亲征。在北宋业已取得一定优势的前提下，双方于同年11月签订盟约。即“檀渊之盟”。

盟约议定，“宋岁遗辽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宋辽为兄弟之国；二国并不得于缘边开移河道，广浚壕堑。”就盟约内容而言，“宋岁遗辽银绢”的行为，无疑“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此外庆历年间，契丹又再次南下，这一次辽朝大军兵临幽涿二州，意欲南下。次年3月，辽兴宗遣使萧英、刘六符二人出使北宋，旨在索取周世宗所取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北宋派富弼携国书赴辽交涉，最终以“增岁币十万两、绢十万匹”了结。

据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双方在讨论环节，辽兴宗提出，宋朝“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

宋朝使臣富弼认为，“‘献’字乃下奉上之辞，非可施于敌国。况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

辽兴宗丝毫不客气：“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献’字何惜？”

辽兴宗又后退一步，提出将‘献’改为‘纳’，富弼仍不同意，并在回国后提议朝廷不要答应辽朝的“无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