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六节（1 / 1）
我们的班主任谭老师是一位很善于引导学生的人。中学时代正是精力过剩的时候，爱好也是一会儿一个样。有一阵子，同学们好在课后打扑克，很快有些人就有点上瘾了，好像一天不打就难受。谭教师见了，也不反对，只说了一句“有时间学学吹口琴不也很好吗？”在她的启发下，我们全班同学一转眼每人一支口琴，大练特练起来。我爸爸是现成的老师，得此方便，我学得更快。好家伙，连课间十分钟同学们都不放过，一个个埋着头自顾自地吹得满嘴口沫，口琴声响成一片，谁也听不见谁的。上课铃一响，琴声嘎然而止，大家又全神贯注地听起课来。我最喜欢，自认为也是最拿手的是吹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喜欢这支催人奋进，催人向前的军乐曲。当然我也喜欢四分之三拍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那用圆舞曲的节奏谱写的歌词，充满着积极向上而又浪漫的情怀…
升入初二，我的胳膊戴上了两道杠----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而哥哥则以品学兼优成了三道杠----全校的大队长！我们的学生生活更丰富啦！每到春天，学校会组织学生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春游，这可是“放羊”的大好时机。五四青年节，-团-市-委在景山公园举办篝火晚会，就像作家王蒙在小说“青春万岁”中描述的那样，我们这些少先队员围着熊熊燃起的篝火，跳啊唱啊，憧憬着我们这些星星之火，有朝一日将会变成燎原之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光和热。
夏天，我们又以少先队中队的名义组织大家去北海荡舟，我们唱着人人都会唱的那首著名的校园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一不留神，我的缕空绣花小手绢就随水而去了。
说到春游，我还闹过一个笑话。这年，学校组织我们去爬八达岭长城。那时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们要起大早赶到学校集合后，到火车站搭乘头班车，这样才能玩得尽兴。我和好朋友李丽姝约好，在东门仓和北门仓相交的路口相会，一同去学校。这天清晨，不到五点钟，我一个人匆匆走出家门。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早独自外出。走到东门仓的小路上，这里一边是低矮的平房，一边是高大的仓库大墙，这片仓库原是皇家仓库，墙高且厚，隔老远一盏路灯，发出昏黄的光线，四周安静极了，只听见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夜空中噔噔地响，加上自己的身影在路灯的照射下，忽前忽后忽长忽短，使我更加紧张。我的胆子不算小，但平生最怕有人突然从身后冒出来，这总要把我吓个半死。
为了给自己壮胆，我一路唱着歌，还时不时用手电筒突然向身后一照，少女的我，生怕有坏人从身后包抄过来。正紧张着呢，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呼唤我的声音，这声音让高墙一回响，听不准是不是李丽姝。我不敢回答，怕是坏人骗我(多丰富的想象力!)只好拼命往前赶。好不容易看清楚了，果然是李丽姝！她气急败坏地说：“你哑巴了，为什么不答应一声，害得我嗓子都快喊破了。”我讷讷地说：“那万一不是你呢。”“见鬼，这时候除了我还有谁会叫你!”我心里说，万一…不过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认骂啦。
李丽姝是缅甸归国华侨，长着一双圆圆大大的眼睛，一头自然卷的棕色短发，两条长长的细腿，把个子挑得高高的，显得十分精神。她的嗓音粗粗的还带点沙哑，这嗓子要是晚生二十几年，准流行。那时可实在有点像男声，也难怪我心里犯嘀咕了。她给我讲了许多在缅甸生活的故事。缅甸是佛教国家，寺院里猴子极多，游人从不伤害它们。李丽姝很淘气，有一次她领着一群小孩子到寺院里逗猴子玩，把一群猴子逗急了，猴子群起反抗，扑上来要抓挠人，她们吓得撒开光脚丫子没命地跑，寺院里台阶很多，高高低低的数不清有多少级，幸亏她生就一双细细长长的腿，总算没成为猴子的俘虏。不过，打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敢耍弄猴子啦。
缅甸的华侨分成亲大陆和亲-台-湾两派，李丽姝一家心向大陆。学校也是一样，两所学校分别建在山上和山下，亲大陆的孩子在山上的学校上学，亲台湾的在山下的学校上学，有时两派学生为不同信仰而打将起来，当然山上因地理优势往往占上风。
中学语文中有篇鲁迅的文章，形容缠脚老太的小脚象细脚伶仃的圆规，同学们就把“细脚伶仃的圆规”这个雅号送给了长着两条细细长长的瘦腿的李丽姝。那时同学之间好互相起绰号，谁想出了惟妙惟肖的雅号，是一件十分得意的事，被起绰号的同学一般也不气恼，反而安之若素，有叫必应，并不像有些老师认为的那样是会伤害感情，不利团结的事儿。
当然，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有时免不了搞点恶作剧，寻寻开心。我的前桌是一名叫张毅镛的女同学，她有一张白净的园脸，剪着一头浓黑的短发，身材略胖，行动略显笨拙。她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搬运工，妈妈为了补贴家用，也打临时工给粮店扛面袋子。她很懂事，每个假期都做补花活，为自己挣下个学期的学费。我看过她补花，胖胖的手指，竟是那样灵巧地穿针引线，一片片花瓣就在她的手下“贴”到了布上，组成了美丽而层次分明的花朵。她学习很认真，是个性情温厚的女孩子。有一天，上自习课时，张毅镛站起身趴在桌子上和前排的同学讨论习题，我后面的两个女同学出了个点子，要我和她们一起把桌椅往后挪，然后再让我把张毅镛的椅子也往后撤，大家就憋着笑，等着看好戏。果然，不一会儿，张毅镛往下一坐，一个屁股蹲摔在地上，惹得全班哄堂大笑。后来老师把我们三个肇事者叫去批了一通，说我们“一个大队长，一个中队长，开这种玩笑!”我们觉得确实玩笑开过了头，一齐向张毅镛道了歉，她却厚道地紧着说没事儿。我们俩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事我一想起来就觉内疚，我怎么能干这种拿人开心的事儿呢！以后再也不能起哄嫁殃没了分寸。